前几天，我从深圳乘车到珠海开会，看见道路两旁的城市全部被淹没在灰霾之中。这种景象绵延100多公里，令我心情十分沉重。灰霾是污染型工业的产物，它的弥漫是生态危机的表征。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珠三角也将自身抛入到严峻的生态困境中。不幸的是，它不过是当今世界的缩影，其危机不过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片段。

     “哪里有危险，哪里便有拯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就开始讨论走出生态危机的道路。我参加的那个会议名为“儒家文化与生态文明”，与会者试图从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找答案。然而，会议的具体讨论很快脱离了对生态危机的普遍反省，异化为地域、派别、主义、立场之争。面对会议上的乱局，我想起了处于类似状态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本来应以合作为主题的全球峰会同样转化为利益的博弈，不同集团不断讨价还价，使大会陷入困境，最终未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

     在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包围我们之时，为什么合作依然如此艰难？是人类本来就难以超越争斗的本性吗？非也。产生哥本哈根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大多数人依然不善于在生态学层面思考和行动。他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将任何跨民族、国家、地区的讨论理解为博弈乃至斗争。从这种狭隘的思路出发，部分人甚至断言：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的生态危机不过是虚构，是西方强势国家打压第三世界国家的借口。正是由于此类阴谋论、利益论、博弈论盛行，人类才迟迟不能共同应对生态危机。从生态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已经发生了严重事故的航天飞机中讨价还价，实在荒谬之极。

     将生态危机理解为虚构的灾难，恐怕是许多小学生都不会认同的可笑思维。半是由于无知，半是由于贪婪，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体系，导致有害物质扩张、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热带雨林消失、物种灭绝、人类居住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生态学的噩梦。公正地说，西方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理应为应对生态危机负更大的责任，但这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逃避责任的借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全球化，非西方国家也加入到制造生态危机的行列中。由于全球工业体系迅速向东方转移，东方国家也背负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罪责。现在，世界上的碳排放大部分不是来自先前的工业化国家，而是来自新兴经济体。从2007起，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跃升为世界首位。并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由于新兴经济体和老牌经济体形成的“合力”，人类现在每天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多达数千万吨，这促使全球气候发生剧烈的变化。事实上，过量排放二氧化碳只是众多污染物的一种。更可怕的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笼罩在珠三角地区的阴霾就是这种污染的产物），后者直接破坏着地球上的生态体系。不过，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并非仅仅是自作自受的人类，还包括无数其他无辜的物种。由于全球破坏生态的力量已经形成了可怕的合力，所有物种都很可能会被抛入毁灭的深渊中。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自然界物种灭绝速率为自然条件下的1000倍。目前，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永远从地球上灭绝。物种迅速消亡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直接威胁着人类本身的生存。由此可见，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人类不仅要超越以民族、国家、地域为本位的利益之争，而且要从所有生命的角度思考问题。这就需要跨民族、国家、地域的合作，需要人类切实地维护所有生命共同的福祉。我们需要放弃过时的阴谋论、利益论、博弈论，代之以对话、合作、共同承担的诚意。我认为，恰如西方应该为自己的“生态原罪”买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主动承担更大的生态责任，以我们的努力激活不同国家、地区、民族良性合作的机缘。对于各个民族、国家、地域来说，“从我做起”才能真正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否则，人类就无法走出相互推诿责任的怪圈，不可能有效地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缺乏生态智慧，人就会无法在生态危机时代做出正确的抉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非意味着停止生产和消费，而是要求我们立刻开始生产和消费的生态转型。奇怪的是，很多代表把减少燃碳经济当作绝对亏本的买卖，仿佛保护地球生态反倒对自己不利。这已经不是短视，而是盲目。燃碳经济不仅产生巨量的温室气体，而且时常意味着弥散化的严重污染，意味着带血的 GDP，意味着底层民众的困苦和所有生命的厄运。减少燃碳经济的比重，创造绿色经济，无疑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谁先起步，谁就占据先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曾饱受“落后”之苦。现在，“先进”的机遇就在眼前，为何还固守注定要被淘汰的燃碳经济呢？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现在的人类早已不是在好与较好之间进行选择，而是面对着一个远为严峻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如果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政要们能够在这个层面思考问题，如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会真正的对话和合作，那么，这次会议将给人类和所有生命带来福音。否则，人类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将在危机的深渊中继续下沉。(A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