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生态保护，不仅有相当于现代生态保护机构的官方机构，还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有国家法令，有地方规约。而最重要的是古人有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

     五帝时，国家就设置了虞、衡等专门负责生态保护的机构。据史料记载，舜帝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是虞官伯益。他负责治理山泽，管理草木。这人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喜欢与鸟兽打交道，谙熟鸟语兽习。到了大禹时代，伯益又协助大禹治水、熟化土地、开垦种植、掘井施民等。今天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有许多素材都源自伯益当年跟随大禹治水经历的日记。

     衡就是虞的下设单位，有川衡、林衡等。川衡主要整治江河湖泊，保持水系畅通，既要抗旱，又要排涝。林衡负责巡视山林，植树造林，调拨护林人员和相关物资。

     到唐代，虞衡的职责还兼管一些相邻的事宜。《旧唐书》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猎捕渔猎，必以其时……”用今天的话来讲是：负责京城的绿化；掌管与落实山泽政令；管理园林，包括宫苑；督促与监管公私狩猎。这些多与今天的生态保护有关。

     古代生态保护法令多以礼、律、禁令、诏令等形式下达。其中诏令就是国家法律，不得违抗；礼多是民间的约束或叫规约；律和禁令可能是地方政府颁布的。

     “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此禁令产生于大禹时代。这和今天实施的季节性封山育林、江河禁捕如出一辙。《礼记·曲礼》中记载：“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国君春天打猎，不能采取合围的方式；大夫不能整群大批地猎取鸟兽；士子不得捕猎幼兽或捡拾鸟蛋。这些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类将鸟兽赶尽杀绝。也就是今天讲的要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

    《荀子·王制》更是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的先进理念，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今人读之，岂不受益匪浅？（A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