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按约来到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院士寓所，拜望这位仰慕已久的花卉园艺界资深院士。陈院土是世界公认的梅花权威，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老人家也是一位棕榈爱好者。

    见到陈院士，才真正认识到“鹤发童颜”一词贴切传神。入座之后，我问老院士今年是否93岁高龄了，陈老朗声说道：“谢谢你还记得，我刚过完93岁生日。”我说：“陈老不仅鹤发童颜，说话也声如洪钟呢！”他笑道：“我说话嗓门大是天生的，500人在底下听课我都不用麦克风，用麦克风声音失真。”

    由于之前我与陈老已多次通话、通信，有过交流，因此简单寒暄之后，我就把话题引到棕榈科植物引种驯化上。我告诉陈老，15年前我到北京看望吴应祥教授，吴老就告诉我，您在北林大引种的棕榈已有15个年头了，我很想来看看。因当时吴老忙，未能带我来看，后来他过世了，就一直未能看到北京的铁扇棕榈。我一直认为，我国原产的棕榈是南棕北引的先锋树种。到今年，陈老引种的棕榈已满30个年头了，我来北京实地看看棕榈，是想做个见证，证明我国原产的棕榈Trachycarpusfortunei确实是南棕北引的先锋树种，也证明陈院士是南棕北引的先锋，是将棕榈引种到北京的第一人。

    说起吴老，陈老语调低沉了下来，深情地说道：“吴老长我一岁。他说话细声慢语，不像我大嗓门；他治学严谨，真是个好人。”沉思良久，他才又回到棕榈话题，语气活跃起来：“我一生有三个爱好：一是梅花，二是菊花，三是棕榈。”说着他从书架中抽出一本外孙女刚从美国给他寄来的《抗寒棕榈》递到我手中，让我翻阅。他说：“根据我实际测试，我园中的棕榈曾经历零下17.8摄氏度的低温，这本书中Trachycarpusfortunei采用的零下17.8摄氏度可能是我的数据。”

    说起棕榈专著，我们很自然地提及华南植物园与重庆博洋棕榈研究所合作的《引种棕榈图谱》，陈老认为这是国内同类出版物中最好的棕榈专著，他不仅仔细读了，还亲笔写了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图文并茂的优秀专著，尤其引种种类、类型之多，在国内同类书籍中名列前茅……”由于陈老的高度评价，此专著被授予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

    我告诉陈老，我是受吴应祥、张应麟、钟如松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影响，1974年开始接触国外棕榈并进行引种试验的，从一无所知到略知一二，一晃30多年，可见其间学问之深。我表示，今后仍不会辜负前辈的提携与厚望，把南棕北引做下去。

    谈到植物的引种驯化，陈老提到迈伊尔（Mayr）的气候相似论，认为这一引种理论不周全。大约100年前，德国林学家迈伊尔出版了《欧洲外来树木》（1906）和《在自然历史基础上的林木培育》（1909）两本著作，阐述了关于树木引种中必须遵循“气候相似”的思想和科学依据。迈伊尔认为木本树种引种成功的最大可能性，要看原产地与新引种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否相似。而陈老的意见是“主要生态因子相似”，例如气温与水分就是棕榈北引中两大主要生态因子。

    我赞同陈老的见解，因为在以往南棕北引实践中多次验证，北方引种失败常常不单是因为低温，常因为冻土导致棕榈失水而死亡。

    谈到南棕北引，陈老认为，“棕榈引种确实重要，但都不应盲动，还要尊重科学，先做引种驯化试验，成功后逐步扩大推广。否则盲目过热，一遇春寒或气候异常，就会后悔莫及。”陈老的意见十分中肯，我们从业者应该铭记在心。

    接着，陈院士带我下楼去参观他亲手培育的几个梅花品种和棕榈。对每一株梅花树，陈老都要抚摸一下树干树枝，向我介绍品种名称、耐寒性及开花特征，如同在逐个爱抚自己的孩子。“这些树当初都是我自己动手栽植管理的，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如今梅树已是两三米高的大树，也不用老人来照料了。走到一棵棕榈树旁，陈老说：“这是1980年播种的，当初是在西安的一个宾馆附近树上采的种。看来是有两个品种，形态有所不同。开花后，我又从别处采集花粉进行杂交，收了不少种子，现在有了一千多棵小苗，准备以后推广。”

    陈老表示，棕榈引种课题还没了结，还得看一看。我前年给陈老提供过龙棕种子，推荐过另一些国外耐寒棕榈种，并送他一份《全球棕榈耐寒分区》资料。陈老很有兴趣，他说如果老天能多给他几年时间，他还要再引种一些棕榈，把引种试验做下去。

    陈院士的言谈与实践令我感动不已。一项引种试验进行了30年还不肯下结论，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值得后辈学习。人生能有几个30年？陈老已九旬高龄，仍在探求新知识、引种新棕榈，怎不令人敬佩？（A21）

（作者系重庆博洋棕榈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