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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嘉佑先生:一心向党守初心,一心为校担使命

  【人物档案】

 

  印嘉佑,男,1936年7月2日出生,北京人,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同年年底被分配到林经教研组。学校搬迁至云南时从事林业科技情报工作,后又担任期刊编辑部主任。

 

 

  【人物故事】

 

  1960年9月26日,从北大毕业的印嘉佑先生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北京林学院。对于分配到林学院这件事,印先生是非常高兴的。“又能在北京工作,又能结合专业,对于业务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就这样,印先生和北京林业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的几十年,印先生随校辗转,从北京到云南,再从云南回北京,见证了北京林学院在动荡年代的风雨漂泊,也见证了返京复校后的重振旗鼓和再创辉煌。

 

  1969年11月末,学校开始搬迁云南,印先生作为后卫队留在学校装载仪器,单这一项就耗费了4个月的时间。1970年4月30日,印先生与家人一起抵达云南昆明。“当时学校在昆明设了转运站,是原来的昆明师范学院借给我们的一栋楼,我们就在那儿临时落脚。学校往云南搬家时,基本上是一个连队到一个林业局,从跟广西交界的南盘江林业局,一直到滇西,整个学校共计14个连队。再后来,发生了变化,学校准备集中到丽江。”

 

  于是,在1970年,学校整体迁至丽江,在丽江时,学校派年轻的骨干到云南各地研究如何开展教学工作,各个专业就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在丽江的时候,咱们学校的森工系主要是借住在丽江农校和丽江师范学院,家属借住在纳西族老百姓家中,林业系主要是在新二中,学校办公的地方叫‘附三’。”印先生介绍道。然而丽江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学校发展,1972年3月学校就又迁往下关,老师们大多都借住在白族老百姓家中,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为了在云南扎根,服务云南建设,学校又成立了亚热系。

 

  为什么在下关也不能建校呢?印先生解释道,“那地方经过考证,是个断裂地震带,肯定是不能建校的。而且下关也不接收我们学校教职工子女上学,所以困难重重”。于是,在下关一年多后,经过学校多次走访考察,最终将校区搬到了昆明郊区楸木园。基建、招生、办学,陆续步入正轨。1973-1976年,学校招了四届工农兵学员。1975年还招了一年制的“社来社去班”。

 

  印先生提到,在这一期间,学校获得了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学校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就是那个‘树木净化大气与监测作用的研究’,是我们当时很著名的科研课题”。

 

  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学校也于1979年从云南迁回了北京。这十年对学校办学的影响巨大。为了使国民经济、科技教育尽快得以恢复,国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国务院又做出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农委向世界银行贷款两个亿,主要用于支持一批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家农委考虑到中国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农业现代化,决定向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发展农林科技与教育。北林经过积极争取,最终获得了国家农委贷款办同意。当时国家农委要求林业部派一个人,印先生就代表林业部住在国家农委,在世界银行办公室工作了2年多,包括当时的教师、学生出国留学报考托福考试,需要美元,都是印先生亲自到中国银行取来美元,给大家报名。后来,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了森林生物学实验中心、电子显微技术中心、电子计算中心,还给各个教研组买了设备,第一批派出留学生,也是用的这个贷款。印先生谈及此事时非常高兴,认为争取和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是学校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

 

  1986年,林业部组织编纂第一部介绍当代中国林业界人物信息的工具书——《中国林业人名词典》,印先生被派出工作了两年。之后学校又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室,印先生主要负责农业百科全书的林业卷和森工卷的编辑,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90年代。印先生本应在1998年9月1日退休,按照老规矩,退休后应该再返聘两年,但他没有再回期刊编辑部,而是陪着张钧成先生做《中华大典·林业典》的编辑工作。

 

  回顾印嘉佑先生的工作经历,都与国家的林业事业紧密相连。正如他所说:“我是紧跟共产党啊”“让我去哪我就去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位年至耄耋的老人,将自己的激情与梦想奉献给了北林,用坚定与执着书写着林业故事。“祝愿学校万古长青”,这短短几个字不仅是对学校的希冀与祝福,也是对北林人的鞭策和督促。绿水青山,塑于笃行,新一代北林人应将责任扛在肩上,将林业发展挂在心间。

 

  (本文为印嘉佑先生口述摘要)

作者:李军、刘晓楠;审稿:焦科      |     编辑:刘晓楠; 审核: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