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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人物】林金星:业精于勤的璀璨

发表时间:(2015-05-26)

 

    林金星,1961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博士生导师,致公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生物学)成员和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显微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BMC Plant Biology副主编、Trees-Structure & Function、Plant Physiology & Biochemistry等七个国际刊物编委、《电子显微学报》副主编、《科学通报》等五个刊物编委;曾经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结构与生殖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等校兼职教授等。近5年来,主持国际组织资助项目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1项、“973”子课题1项等。

 

    少年好学

 

    小时候,林金星在福建的龙岩市苏坂镇美山村土楼长大,他的家乡位于九龙江畔,一面靠山,三面沿河,从村头到村尾蜿蜒数公里。九龙江曾经是原龙岩县与漳平县的水上交通要道,河运比较发达,而美山村是两个大县城的中间停泊点,过往船只均要在此停留歇息补给,人口近万人,因此商业一度很繁荣。林金星的父亲曾经是这个村的村长和船队长,虽然父亲很忙,但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加之林金星聪慧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

 

    儿时的林金星不仅能欣赏到九龙江两岸秀美的风光,还能到河里游泳划竹排。冬季干旱季节,还经常能看到一些村民随手采摘一些植物叶子,在木桶中揉碎后投入河中用来捕鱼。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可能是叶子汁液的毒性作用,不一会儿,河中的鱼儿就会翻白漂起,这种植物叶子的奇妙功能,让林金星苦思冥想。

 

    “如果说对植物感兴趣的话,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为了解开这些奇妙现象的谜底,在当时电脑信息化不普及的年代,只有努力学习,通过课本上的知识来寻求答案。”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林金星考上了福建农林大学林学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5年,林金星以福建省第3名的成绩考取公派留学资格,1986年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修。

 

    “现在出国比较容易,当时名额少竞争非常大,全国统一考试,就考一门外语,满分160分,我当时考了137分,好像福建当年就录取了11名。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出国留学机会。”

 

    到澳大利亚后,由于国内外生物方面的专业水平的悬殊很大,对专业书籍的渴求,让林金星如饥似渴。

 

    “那时中国留学生爱读书已经蔚然成风,当时出国的都是77、78级考上大学的学生,求知欲强。当时国外的教育水平相当发达,而我们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因此,无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食堂,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留学生读书的身影。”

 

    1988年,林金星回国,1989年他以同等学历直接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师从早年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李正理教授。

 

    “当时我们到澳大利亚留学是进修性质,国家不支持读学位,也不许延期回国。我还好自己研修了一些课程,还在进修期间发表了一篇国际刊物的论文,这为后来参加北京大学博士生考试获得了机会。”林金星说,发表这篇论文与澳大利亚留学时导师的引导、鼓励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导师那种启发性教育方式、大视野的阅读方式对我帮助很大。他一上来不会让你直接钻到论文里面,而是让你先通读文献,准备综述,迅速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很多知识,然后再逐步深入到专业里面去。回国时,我海运几大箱复印的文献,有些至今还保留着,这对我后来的不断转型和提升很有帮助。”

 

    当时电脑还不太普及,但导师会把自己的苹果电脑给他使用。导师外出休假时,他和其他同学可以直接在导师家中吃住。

 

    “的确,导师对我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当很多导师还不重视学生发科研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就要求我一定要学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科研论文,并在国际刊物发表。在导师的督促与帮助下,我回国前投稿,回国后不久论文终于发表了。那时,我还是本科毕业出去进修,能在两年内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还算不容易。这也是后来北大李正理教授破格录取我的原因。”

 

    1992年,林金星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师从王伏雄院士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勇攀高峰

 

    从1996年获得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到后来曾担任中国青年科技奖评审组成员,林金星记忆犹新。

 

    中国青年科技奖是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设立并组织实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授奖人数不超过100名。

 

    1994年由林金星执笔起草并主持的两个项目参加了有关国际组织项目的竞争,在全世界110多项申请中获得答辩权。1995年,他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项目答辩会,两个项目均获得资助。

 

    “当时正是科学院缺经费时期,科研启动和工资发放面临困难,这十几万美元的国际经费支持,犹如雪中送炭,不但养活了多位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科研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 1995年林金星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成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最年轻的研究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能得到这两个项目资助还是蛮困难的,因为要把全世界的竹子和藤本收集取样,制成切片,建立数据库,工作量巨大,而且技术难度很大。”

 

    拿到国际项目不久,1994年和1997年间,林金星曾两次被派往德国马普学会和波恩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但作为两个国际项目团队的负责人,国内团队遇到科研难题,林金星就得回国解决。通过3年的努力,他们团队圆满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并通过国际组织专家团的评审,获得高度赞扬。

 

    “我感觉到最大的收获倒不是项目给我带来的成就感,而是通过项目经费更新了自己实验室的设备,带出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培养了多位国际化的学生。”

 

    2002年,林金星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和大多数人一样,林金星也曾无数次面临人生的挑战与抉择,但他认为“看准的事情,就要勒紧裤腰带,集中精力去做”,正是这份执着和勤恳伴随着他不断前行。

 

    2005年,林金星带领团队硬是在国内搭建和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植物学科领域“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

 

    谈起与同事并肩奋斗、搭建仪器的日子,林金星脸上荡漾着笑容,“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就是单纯想通过搭建新设备做好独特且一流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说起来轻松,其实,运行过程也是困难重重。现在入选“百人计划”就有300万元的科研启动费,有100万元的个人购房款补助。然而,在2004年,当时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百人计划”就只有100万元经费资助,购房款只有27万元,还要保障课题组的人员工资,因此,科研经费还是非常紧张。为了自行搭建80多万的仪器,弥补经费不足,林金星征得夫人的支持,从个人购房款中抽取5万元,用于购买新设备的配套设施。

 

    “当时只考虑能怎么上设备,没考虑那么多,因为这台设备将用于对具有细胞壁的植物膜蛋白单分子研究。我对妻子说,若装配好这台设备,就有可能在《植物细胞》发出一篇十分左右的论文,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就大为提高。当时目标不高,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刊物发表论文,也没想到后来使我们的研究水平跃上新台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林金星的妻子大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同意了他的计划。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了好邻居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方晓红研究员的大力帮助;后来,还和一批从事化学生物学的专家建立了联系,包括得到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的帮助和支持。

 

    天道酬勤,这台世界上第一台植物学科领域全内反射荧光显微镜为林金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主搭建了适用于植物细胞膜蛋白动态分析的单分子检测平台,克服了植物细胞壁对动态分析的干扰。通过技术参数的优化,建立了可变角度全内反射荧光显微术以及适用于植物细胞研究的分析方法,首次实现了单个质膜蛋白运动参数的精准分析,分析的精度达到纳米和毫秒级。率先将荧光相关光谱和荧光交叉相关光谱技术引入植物膜蛋白研究领域,发展了一套适合植物膜蛋白共定位分析的单颗粒连续追踪分析方法,实现了不同时间序列蛋白互作的定量分析。

 

    林金星长期从事植物细胞生物学与裸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果,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的高度评价和认可。Langhans 2014年在综述中认为:迄今只有林金星实验室在植物细胞中通过双色荧光蛋白标记实现了单分子成像。Malinsky 2013年在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归纳了17种检测植物和真菌膜微区的有效方法,其中有两种方法是林金星实验室建立的新方法。

 

    现在林金星在植物细胞膜膜蛋白单分子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近年在国际著名刊物Plant Cell上最新发表论文4篇,《美国科学院刊》(PNAS)1篇,《植物膜蛋白的单分子检测》作为《植物科学趋势》(Trends in Plant Science)2013年的封面文章发表,2015年又有1篇综述在《植物科学趋势》(Trends in Plant Science)发表。凭借单分子的出色研究,他于2012年获得了中国电子显微学会颁发的“钱临照奖”。多年来,林金星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其中SCI收录52篇,总影响因子达到261点。主编专著二部。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授权专利15项。

 

    志存高远

 

    出于多年受林业教育的影响和对林业事业的情结,2013年林金星辞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助理职务,来到北京林业大学担任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他深谙“生物学院肩负着为国家培养生物领域高新技术和生物科学基础研究人才的重大使命”,于是全心投入学院建设,使学院在学术氛围与科研成果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

 

    近年来,林金星主持申请并通过竞争性答辩获得了“全国111计划引智基地”、“教育部树木发育与抗逆创新团队”、“国家基金委生物学理科基地条件建设”等多个高等教育重大建设项目,学院紧密围绕林业院校的特色,申请并获得了“北京市森林食品重点实验室”。全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项目占全校的三分之一,获得的资助经费也大幅提升。

 

    学院每年发表SCI论文的数量,从2011年的42篇,到2013年的91篇,到2014年的112篇;影响因子大于5的论文从2011年的4篇,猛增到2013年的17篇。两年的巨变让林金星本人都直呼“没想到”。而他本人,调任北京林业大学后也以通讯作者在影响因子大于13的高影响刊物发表了2篇综述论文。

 

    在教书过程中注重育人,林金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科研创新的价值观,提倡“阳光生活、快乐学习”理念。在本科生培养方面,他积极倡导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并主持了教学改革项目“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吸引本科生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始终将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林金星承担《细胞生物学前沿专题讲座》和《科技论文写作》两门课程,指导十余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为了让研究生新生提前熟悉基本实验技能,使研究生入学后尽快融入实验室工作,他倡导开设了《分子生物学基础实验技术(暑期班)》课程,利用暑期时间请青年教师对学院已被录取而尚未进校的研究生新生进行集中培训,利于学生有效利用有限的在校时间开展科研工作,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严谨扎实的科研作风,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致力为公

 

    因为品学兼优,有着“侨海”背景,林金星加入中国致公党,并当选中国科学院致公党委员会主委。2008年,林金星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同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连任全国政协委员。

 

    为抢救民间艺术瑰宝,林金星曾多次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建议由文化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对“龙岩采茶灯”进行研究、论证,早日将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如此,在“龙岩采茶灯”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期间,林金星还主动请缨,与在《生命世界》杂志社担任副社长的妻子林月惠一起,发挥身在北京的优势,极力牵线搭桥,为来自龙岩的“申遗”小组赴京找相关部委专家咨询了解“申遗”程序、撰写“申遗”文本等事宜四处奔走。经多方努力,2014年11月,“龙岩采茶灯”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使得这一文化遗产塊宝在国家保护下得以传承。

 

    近两年,林金星一直关注中国林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林业基础研究周期长、难度大、产出慢,从事林业基础研究的体量比较小,自然愿意做的人就很少,整体研究水平薄弱。林业科技要想取得长远进步,必须从加强基础研究做起。俗话说‘砌墙先打基,吃蛋先养鸡’,林业科学的基础研究尤其需要时间,而且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能产业化应用,不能急功近利、仓促求成。”

 

    以转基因研究为例,林金星说:“目前,在国家重大转基因新品种专项中,有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却没有林木的内容。但事实上,通过生物技术改造林木遗传特性研究,对未来维护我国木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些速生基因通过实验能提高植物20%左右的生物量,如果能把这个基因转到林木中,将大大提升木材供应能力;再如,复苏植物牛耳草中有特别耐旱的基因,脱水90%以后,只要加一点水分,马上又可以复苏生长,如果把这个基因转到林木中,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建设将具有革命性意义。”林金星说,“林业科学基础研究至少应该比应用超前20年。”

 

    林金星有一个习惯,他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以便及时记录好的想法和意见,将议政建言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他说自己努力践行四个“要”:精神境界,要珍惜委员荣誉、维护委员形象,不断提高素质;国家经济、民生发展,要时时关注;群众的呼声和诉求,要及时听取、如实反映;要把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勤勤恳恳创事业,兢兢业业求发展。林金星时刻履行着一名教师的职责,为培养高质量人才和服务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A21)

来源:《中华儿女》杂志           作者:宋淯知          浏览次数: